复试必备 | 2019年传播学十大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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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场上老师都会问啥？
《国际新闻界》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是根据2019年刊载于两岸四地学术期刊中的传播学研究，将传播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进行梳理整合。
那么这十个专题也能为大家的复试指出一个方向，了解学界内最前沿的话题，扩充大家的复试盲区。
01
传播思想史与传播学在中国
❶ 美国主流传播研究
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出于心理战需要而强化的“大众心理范式取向”，却在战后被主流传播学者顽固地延续下来，这使得美国传播学想象力逐渐走向衰竭。
李金铨教授回忆起自身的求学经历，也谈及与美国独尊量化的学者的 “交锋”，最终确信要走一条不失文化特色的学术之路。
《美国传播思想史》以媒介为中心展开思想史研究，重点考察在国家、市场（资本）与技术三种话语的作用下，美国的传播观念发生着何种变迁—不仅仅是新闻专业的观念或关乎媒体的学术观念，还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与观念。
❷ 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
面向未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需续接当年被挑战和边缘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传统”，同时对西方批判传播学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扬弃。
也应对VR、AR等新兴传播技术予以密切关注，这些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宽了人们对于“传播”的定义和想象力，“传播”概念的开放也促成了“传播研究永远面向未来”。
刘海龙从媒介技术与研究者人际网络建构的角度，讨论了1978年以来中国传播研究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交往模式与生产模式：
一是基于人际传播形成的网络（口语、会议网络），二是基于大众传播形成的网络（丛书、印刷期刊、课题网络），三是基于社交媒体形成的网络（微信群、数字期刊、工作坊网络）。
尽管它们同时存在，但是不同时期的技术条件与基础设施，改变了网络的范围、质量、交往结构等因素，进而使传播知识的生产从小群体、中心化的大群体走向多中心的碎片化状态。
从媒介物质性的角度反观传播思想及传播研究自身的发展还是比较新颖的一点。
02
重新理解“媒介”
“泛媒介”已然成为当下媒介发展的新趋势。“万物皆媒”并不仅仅是个描述或隐喻，而且包含着社会与文化变迁的丰富内涵。
它将媒介看成是某种形式和技术构建的意义空间，透过它能够“看到重组着生活世界的各种社会关系并由此反观我们存在的意义”。
在有关人类文明的阐释中，媒介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而且具有方法论上的价 值。马歇尔·麦克卢汉和雷吉斯·德布雷的研究对此提供了经典范例。
总体上，麦、德两人都立足媒介，承认媒介在文明演进中所发挥的“定义化作用”，前者“颠覆了精神对物质的绝对地位，而以（媒介）技术写就文明史和文化史”，后者强调“符号的效应由信仰与工具共同书写”，这为我们理解媒介对于文明的意义及影响机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03
媒介考古与知识革命
在人类传播史上，人们的顺畅交流得益于图像、文字、声音等一系列承载着意义的文本技术，文本的概念是抽象的，但是人们感知它的方式却是物理的、具体的—我们称之为技术。
意义的传递是以技术、非文本的形式进行的，因而需要专门的知识、工具与媒介。
及至近代，报刊这一新媒介的引入对于理解当时中国的知识转型意义重大。
“书”与“刊”这两种媒介代表着不同的知识系统与文化，外来文化“刊”的介 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书”为主导的知识生产和秩序格局。
互联网诞生以来，类似的追问也从未停止：人类知识结构是否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模拟向数字的转变过程中，传统知识型是否还能奏效？
随着信息使用模式的变化，书籍的形式外延在不断泛化，虽然人们的阅读时间在增加，但是读书的时间却在减少，这也导致了当下读写和知识危机意识的增强，这种担忧认为，人们会渐渐丧失用文字进行思考、分析、判断和理解的能力，它的最终后果是剥夺 人的自由、思想与理性。
不过，在媒介考古学的视域里，则无所谓新旧媒体或者线性的媒介革命。媒介考古受益于电影考古学与德国媒介理论，后者包括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物质恢复和以齐林斯基为代表的媒介变体分析两条脉络，分别关注媒介的物质性与异质性。
媒介考古以媒介物质性为出发点，试图通过搜索文本、视觉和听觉档案以及文物收藏，强调文化在话语和物质层面的证据。
这与以往媒介研究重文本轻媒介的非物质偏向大为不同，对于打破中国传播史研究中的媒介容器隐喻和文本阐释传统也颇有启示。
04
传播的空间实践
以往传播领域研究的焦点多集中于符号的传播，但事实上，物质层面的交通（transportation）与符号层面的传播（communication）同根同源。
一方面以通讯技术为中介的传播难以离开其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交通运作也无法脱离符号的传播。
上海轨交所体现的传播系统与地理模式之间的互动，正是传播地理学者关注的重点。
站在人文地理研究与传播/媒介研究交叉的十字路口上，传播地理学者认为，所有形式的传播都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之中，而所有的空间都依赖传播再现得到生产。
空间偏向的新型媒介与交通技术改变了空间与地点的组织方式，造成了传统价值与共同体的衰落。英尼斯对传播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二元划分中正包含着这种怀旧情绪。
但事实上，传播的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并非互斥，在某些情况下，基于特定地点的空间实践也会起到唤起、维持传统价值与集体记忆的作用。
基于空间的记忆不仅存在于人们对“过去”的想象之中，还能以数字移动痕迹的形式保存在位置媒介中，成为可回溯的符号地图与意义轨迹，帮助人们克服空间实践的速朽性。
05
自我表露与数字隐私
“通过数字认识自己”，已经成为数字时代量化自我的座右铭。人们通过自我追踪技术积极地记录着自己的体重、健康状况、卡路里摄入、睡眠和财务状况等方面的数据。
个人的数字化信息不仅源于自我追踪技术，也源于其他未以量化形式体现的数字实践之中。
换句话说，出于维护人际关系或满足个人需求的目的，用户即便意识到了个人信息可能会被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当使用，仍然会继续在社交媒体上主动地自我表露。
量化自我的管理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监控的技术，相比于边沁的圆形监狱， 大数据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变成了监视自己的监视器，既是囚犯也是看守，而且数据不会遗忘任何事情，甚至能够追踪、洞察消费者的想法和愿望，以便有预见性地（抢在自由意志之前）干预心理变化过程。
特别是涉及到数据集合中的多个行动者（政府、商业机构等）时，权力关系更为复杂。
但是当这种观念与大数据、社交媒体的自我全景透明监狱等技术相结合之后，随着不确定性一起消失的还有他者性，这也会导致技术的肯定性取代否定性，数字取代叙事，信任和超越性消失，更甚者还可能导致暴政。
06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劳动
虽然大多数年轻女性的性化自拍的主要分享对象是较亲近熟悉的朋友，并未有意识从事美感劳动、进行资本积累。
但近年来，许多社群平台已经转向有酬的自我呈现。个体屈从于自我强迫，沦为大数据的信徒并任凭后者收割与封赏，在所谓的自由竞争中通过狂热的自我剥削助力了资本的增殖。
而由于数字媒介是一种情感体验式媒介，情绪具备了被出售和消费的价值从而跻身生产资料之列。
2019年网络“带货”红人李佳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依赖其情绪引导能力。观众与网络主播进行互动，寻求的是情感满足与情感支持，网络主播则需要采取不同的表演策略。
当然，数字劳动的驱动力不单是资本的引诱，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力量的共谋，网络水军等数字劳动者的应运而生，揭示的是整体性的量化社会管理思维。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不仅关注数字劳动，也关注传统劳动群体的数字实践， 因为数字劳动正以媒介的“劳动化”与劳动的“媒介化”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渗透到社会之中。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平台+个人”新型用工模式下的劳动群体，如网约车司机。在政治经济结构的视野下，随着进城务工的子女成为城市候鸟的“老漂族”同样是得不到重视的边缘群体。
从媒介视角切入，移动社交媒体不仅成为了“老漂族”建立新的社会交往的入口，也是他们维持因流动而断裂的旧有关系的依凭。
07
经典效果理论研究
新的媒介环境对经典效果理论提出了挑战。对于议程设置理论而言，日益复杂的新媒体环境与丰富的信息来源意味着媒介议程变得愈发难以定义，难于捕捉。
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 唐纳德·肖与大卫·韦弗三位教授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关注的是多个媒体的合唱，现在社交媒体也成为合唱的一部分，但社交媒体最主要的消息来源是传统媒体，因此更多地是后者所生产的新闻的社会发布渠道，反向议程设置少之又少。
况且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本就不是某一具体媒体的影响，而是“显要性的转移”。
议程设置理论关注的是媒体对受众的认知的影响，而第三人效果假说将媒介效果从认知层面推到行为层面。
但问题在于，围绕第三人效果的各种变量的检测中，情感维度往往被遮蔽。
人的心理结构不仅包括认知与行为，还包括情感，三者共同作用，不可分割。特别是在“抵制韩国乐天”这种情感表达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爱国主义情感对第三人效果的认知差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08
政治传播的情感维度
在概念层面，“后真相”的概念常常被用来捕捉热点事件中网络舆论的情绪化表达对事实的偏离，但在我国，它被界定为社交媒体时代的社会病症与社会文化异化现象。
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化虽然具备“后真相”的某些表征，却不同于西方民主政治语境中公众舆论的理性与情感的相互博弈与抵消，其肇因在于信息公开渠道与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
公众放弃获取真相，转而关注身份归属与道德评判，以情感作为社会动员的资源，通过不同的情感化叙事形成“舆论倒逼”。
除此之外，图像在情感动员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新媒体事件中的图像视觉框架分为五大类别，即政治框架、悲剧框架、冲突框架、奇观框架与标语框架，这些事件中的视觉框架运用以悲剧、奇观和冲突框架为主。
一方面激发了悲伤、愤怒、恐惧、厌恶等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则通过符号的隐喻修辞机制在受众头脑中营造出灾难、死亡、水舟、人多力量大和蒙冤受辱者等多种文化意象。
09
听觉文化研究
正如“图像转向”“视觉转向”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一面旗帜，“听觉转向” 也成为听觉文化研究在中国引起关注的重要表征，围绕着声音与听觉，形成了“造声”“听声”与“声景”三个问题域。
其中，“声景”关注的是与人对声音的感知能力、聆听方式和效果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景观。
围绕声音形成与组织的文化实践不仅作用于公共领域，还影响到个体的日常感知。
听觉文化研究中的另外两个问题域，即“造声”与“听声”，则关乎声音的产制与聆听。研究声音文化需要回到特定时代的文化观念，对不同样态的文本做历史与审美的解读，并揭示其背后的权力分配结构。
以上世纪80年代邓丽君流行歌曲为例，以千篇一律的革命歌曲为参照系，邓丽君所代表的流行歌曲文化恰恰是高度个性化与反标准化的，代表着主流之外充满叛逆性与颠覆性的青年亚文化。
10
互联网历史与记忆研究
2019年是全球互联网发展50周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全球互联网25周年。
互联网之于中国最大的意义，就是“将中国从过去的弱联结社会变成了强联结社会”，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方式和动力机制”。
可以说，互联网正成为人们开展日常生活、记忆实践、文化实践的基础设施，同时也将新的技术逻辑注入这些活动。
有研究对这一概念本身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发现如果没有用户的草根力量，“因特网”这个名称很可能仰仗专家和国家强制标准而大获全胜。
事实上，从“因特网”到“互联网”、Internet首字母的从大写到小写，都始终体现了自由开放、去中心化和用户驱动等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与权威、政治和商业等自上而下传统体制的力量进行博弈与竞争的特点。
此外，互联网被描述为基础设施、公共领域、媒介、文化、经济机遇或是安全威胁都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之下各方权力的语义斗争。
媒介记忆以隐喻的方式界定了“多元中国互联网”，并侧重回顾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成就，形成“成就记忆”。
媒介记忆强化了技术、商业、使用维度的互联网历史，但却遮蔽了互联网政治史与社会史等线索，后者包括网络政治参与、互联网治理和社会解放等命题，是互联网历史的重要向度。
[1]于瀛,秦艺丹,方惠,刘海龙.2019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42(01):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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